1937年，当日军“兵要地志资料班”的成员手持劫掠清单，按图索骥搜集方志图册、古籍资料时，郑振铎，这位身陷“孤岛”的书生，正多方筹措资金在上海的旧书摊上遍寻流落的江南文献。
国难之下，另一维度的战争，已然打响。
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不妨再看看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暗斗”——面对敌人倾举国之力的文化劫掠，抵抗者却尚不能辨清其面目，只能闪转腾挪，多方求索，于沦陷区的夹缝中尽力筑起一座无形大坝进行“拦截”。上海，这座近代中国的文化重镇，亦在资本暗流、租界屏障与书商网络的交织里，成为护书者的无声战场。
比战争更早打响的战斗
上观新闻：标题中的“暗斗”，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意味，即在彼时的混乱与黑暗之中，战场之中的人看不清、摸不透敌人的真正面目。这是否与您所说的“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劫掠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隐秘行动”相关？
展开剩余93%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日军的每一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和“调查班”，还设有“整理小组”。这些“班”和“小组”的人员一般由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毕业生担任，他们不会被直接派往军事前线，而主要负责处理文献资料或者机要信息。
1937年12月，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成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随军特派图书馆员，假“接收整理”之名，专门掠夺官方机构、学校、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此外，还有“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南满上海事务所”等机构成员协同该委员会劫掠图书。
一般而言，在占领之前，日军就已经打探清楚并拟定好“接收”（占有）名单，包括当地的图书馆，大、中、小学，藏书机构等。他们会依照不同的功能对相关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搜罗。最具战略价值的首先是产业经济类和地理地图类图书，其次是书画、古董、古籍等。这些资料会经由各个小组汇总到各军的军部，再整体运到日本东京的陆军总部，其中大部分与经济政治相关的中国文献，由陆军总部调配至一些国家政策研究机关，成为日军制定进一步侵占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的战争策略的重要素材。
举个例子，1938年9月日军攻占华南之前，陆军第二十三军早在1937年底即已成立一个整理班，油印了一本《中山大学概况》的日语小册子，里头罗列了中山大学的东南亚作物种植、图书馆收藏图书门类等详细信息，由此可见日军对于这个东南亚研究“重镇”的高度重视。1938年10月21日，日军侵占广州之后，迅速占领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并且调配了5名日本学者到中大来整理文献。这个整理小组从中山大学“劫收”了大量关于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的相关资料，包括地理图册、产业分布、人口和经济数据等，这些文献资料为日军侵略东南亚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信息。
上观新闻：如此系统的计划，为什么还能具备很强的隐蔽性？
吴真：这一方面是因为日军的劫掠速度非常快。本书中有这样一处细节，徐迟在1938年的《南浔浩劫实写》中记录了日军进犯南浔古镇时劫掠藏书的经过：第一个起火的建筑是南浔中学，第二个起火的建筑是嘉业堂刘氏的藏书楼。日军到嘉业堂藏书楼以后，一箱一箱地把宋、元、明版珍藏书籍扛出来，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将藏书楼占领。当时，嘉业堂的地方志的部数列全国第三位，“可以显见其用心之深”。
嘉业藏书楼 浙江日报
另一方面则是日军的文化劫掠早有预谋，因此他们动用了各类手段进行掩盖。例如，在掠夺文物时，采用民间名义从上海偷运出境，以防日后追查。张怿伯在《镇江沦陷记》中提到日军在镇江劫得古董后，曾嘱托某理发店，代开假发票并盖上店戳，以避免遭到海关的盘问追索。有时日军还会一边纵容汉奸们抢掠，一边故作保护的姿态，让随军的电影队进行拍摄，以展示“保护中国人之赤忱”。
日军如此大费周章还有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确立了“侵略战争”这一概念，战争法出台后，其中就包含了对文物劫掠的追索条款。由此也可见日方所谋之深，亦如张怿伯所言：“所谓皇军，于这些鬼祟之事，做得如此之工。”
上观新闻：这些周密的计划和迅速的行动，似乎都显示出了侵略者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深入，这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吴真：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是具有深远历史的，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
1878年，日本军队参谋本部成立后就一直重视利用多种手段，深入侦察中国地理、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而在学术领域，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不少学者都是“中国通”，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都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其中不少学者也深度介入战争和政治，比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尽管他们之间可能存在观点差异，但他们的研究最终都服务于同一目的，那就是为日本所谓的“大陆政策”提供各方面的智力支持。除此之外，日本学者对“满蒙问题”的研究也由来已久，这大大加快了日军侵略中国东北的进程。
上观新闻：所以，在直接进攻之前，一场比战争更早打响的战斗其实已经开始了。
吴真：没错。战争不仅仅是枪炮的交锋，更是信息、情报、文化领域的暗中交锋。当时，在日军有组织的隐蔽之下，很多人可能并不能非常明确地观察到日军的系统性文化劫掠，但以郑振铎为代表的许多文化界人士依然非常敏锐地感受到了文脉留存之必要，并以民间自发的力量守护着另外一种“国土”。
筑起一座文脉“大坝”
上观新闻：这场文化劫掠的隐蔽性是否也导致了在战争初期，官方力量，甚至包括知识分子都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吴真：我们常说“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当时，对国土的坚守无疑是人们的共识，然而，是否需要花真金白银来保护这些古籍文献？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
在听闻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时，叶圣陶评论道：“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巴金也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
然而，郑振铎依然认为，沦丧的国土还有收复的一天，但文物古籍的散佚更可能有去无回，无从弥补。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史在他邦，文归海外”。1940年，郑振铎发表了一篇题为《保卫民族文化运动》的文章，在他看来，“在这最艰难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
于是，他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份抢救民族文献的责任，秉持着“一息尚存，绝不放下”的信念，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承受着经济上的困顿也要设法收书。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郑振铎为国家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1.5万余种，据我的统计，这1.5万余种大约是6万册。
郑振铎（1898—1958）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藏书家
上观新闻：面对诸多的不理解，郑振铎仍能断言日方搜罗方志是为“控制民族史料于千百世”，这种洞察力从何而来？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吗？
吴真：1930年之后，郑振铎由商务印书馆的图书编辑转变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古籍善本就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相比其他收藏家，郑振铎更了解它们的学术价值和文化象征意义。
而在此之前的1927年，郑振铎到欧洲游学。彼时，大量的敦煌文献已被带至海外，郑振铎需要查阅的俗文学相关敦煌文献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作为重要馆藏，阅览室严禁读者携带任何工具，包括纸笔。因此，郑振铎只能先进入阅览室默背一段，再假借抽烟的名义躲到一旁的吸烟室，将默背下来的文献写在香烟的纸壳上。
这一经历恐怕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一旦越来越多这样的孤本秘籍流落海外，未来的中国研究者恐怕想看一眼都难，更别说研究，或者就只能像他一样，远渡重洋，在重重阻碍之下无比艰难地进行研究。这种切实的“痛感”，可能让他更加确信书生报国，只能从尽力不让书籍罹难做起。
1941年10月底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所购书籍简表。
上观新闻：在民间藏书的佚散和游资泡沫的助推下，当时上海旧书市场异常繁荣，与其他藏书人、书商相比，秉持“为国收书”信念的郑振铎在选择书籍方面有哪些不同？
吴真：早期，郑振铎的收藏多为与其专业研究或个人兴趣相关的戏曲和美术古籍，1939年到1941年则致力为国家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图书馆，注重实用文献以及保存国家文化记忆的古籍。在1942年至1945年的蛰居时期，郑振铎开始专心搜罗一般藏书家不太瞧得上的清代文集，节衣缩食，甚至举债。
在他看来，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近代的战乱，清中叶以后的书比起元明两代的文献更难求。于是，抱着为未来研究者保存学术史料的目的，他博访相对冷门的晚近文献，并提出：“晚清诸家集，亦足以考见近百年来之世变。”“而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
而史书和地方志则始终是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重点，因为外国也十分关注搜罗这些文献，例如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满铁”调查部、伪北方交通公司、美国国会图书馆、设于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等日、美机构收书，都将这些书籍列为收集的重点。要知道，这些机构的收书范围很广，背后又有巨大的财力支撑，因此，对这些珍贵资料的争取难度也很大。
上观新闻：在这种“群狼环伺”的环境下，郑振铎是如何争取到当时重庆中央图书馆的经费支持的？
吴真：大概到1939年秋，日军基本占领了江南地区超过一年，很多藏书者不得不卖书求生，因此大量的藏书被抛到市场上，就像是上游的水量突然增大，各条支流都汇聚到了上海。加之北平沦陷后，南下的书商中不乏替伪机关做事的，上海的珍贵文献“抢夺战”可以说是十分激烈的。此时，如果不筑起一个拦截的大坝，所有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就都会流到汉奸手里，流往国外。
与此同时，几位与郑振铎交好的古籍爱好者、收藏家也相继离世，这更加剧了郑振铎的忧虑，他深感一个人抢救古籍力量是有限的，这项事业要想继续下去，必须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在1939年底，郑振铎就主动联系了重庆方面。
当时，郑振铎身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他的伯乐何炳松是暨南大学校长，加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他们四个人相当于三个“大佬”加上一个“先锋官”，以一个很“豪华”的配置，建立起了利用国家经费在上海抢救文献的“文献保存同志会”。
1940年初，时重庆教育部批准中央图书馆以“文献保存同志会”名义在上海收书。
打通一条“孤岛书路”
上观新闻：在“收书”过程中，郑振铎需要和多方势力打交道，“中间人”陈乃乾就是其中之一，而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也成为观察文化抗战的重要视角。
吴真：1938年，稀世珍品《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简称《古今杂剧》）惊现上海，引来了各方力量的角逐。在这个过程中，旧书买卖的中间商陈乃乾利用自己和郑振铎的好友关系，一边把书卖给郑振铎赚钱，一边借书在手之机先行研究。在此期间，他与日本人的联络不断，并且化名为“新陈”在日本学术刊物发表《元剧之新发现》，这是《古今杂剧》发现之后的首篇学术论文。千辛万苦为国家购置《古今杂剧》的郑振铎，反而到1939年底才写出讨论这套孤本的研究论文。
纪录片《书房里的中国》截图
此前中国学界未能关注到陈乃乾化名发表的《元剧之新发现》一文，导致对其在这场“古书局中局”里的关键作用认识不足。我在本书中通过这一事件，探讨了抗战时期像陈乃乾那样的“灰色”人物在上海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与郑振铎之间的另一种“暗斗”。陈乃乾在《元剧之新发现》中将江南文物古籍逸散的原因归咎为：一是流弹所及，无一幸存；二是主人离乡避难，盗贼乘机盗窃；三是看守者监守自盗。这三点很明显是为日军劫掠文物的罪行“洗白”，这也说明，在当时，郑振铎身边其实有着不少倾向侵略者的“朋友”。
上观新闻：可以说，彼时的书籍争夺，不仅是一场文化保卫战，也是一场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战。
吴真：是的，谁能得到这些孤本秘籍，谁就获得了首发权和研究它的话语权。与战争同步的，还有“学术”的竞赛，这也是战场之外的另一个不见硝烟的战场。对研究者而言，珍贵资料的“发现者”的认定和第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首发权”，可谓身家性命之所在。因此，当时全世界的许多学者皆以抢先发现“孤本”并发表首篇研究论文为荣。
上观新闻：具体而言，“孤本古籍”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吴真：在古代很多书，如果没有市场价值，是不会被雕刻出版的。但有很多个人抄录或者印刷的书籍，其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学术研究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古今杂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明万历年间，有一位在北京太常寺任职的官员赵琦美，白天上班“摸鱼”，夜间灯下校对，抄录了三百多册宫廷内府的戏曲本。其后的三百年间，这部《古今杂剧》流转于十几家藏书楼，被各个藏书家视为瑰宝。像这样的书，不一定大家都爱看，但它是天下独一份的孤本，对研究戏曲文学、宫廷史的人而言，其珍贵程度不用多言。
上观新闻：在这场对古籍珍品的争夺中，郑振铎为何能获得数量巨大的珍贵书籍，并将其运送出上海？
吴真：当时的上海文化中心有两个主要的关系网络：一个是学者、作家与出版界，另一个是收藏家与古旧书业、图书馆界。郑振铎正是这两个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之一。
并且，郑振铎还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暗中支持，与他来往密切的朋友很多都是中共党员，例如郑振铎每周在八仙桥参加的“星二会”，其中的成员就以中共党员为主。有了这些关系网络的相互交织和多面支持，郑振铎才有了与敌伪争夺文献的底气。
另外，当时上海很多书商不仅掩护了郑振铎，也掩护了图书的外运。例如，“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的海量书籍，正是中国书店的杨金华等人利用民间商邮的方式，瞒天过海，穿越军事铁幕，打通了一条隐秘的“孤岛书路”。
书的命运亦系于国运
上观新闻：在刻画郑振铎的同时，书中还有一位日本“书生”长泽规矩也。您是这么形容他的——“最强大的敌人，也是最理解你的人”。
吴真：长泽规矩也可以说是一位非常难缠的“古籍猎人”，他曾经7次到中国访书，不仅出手阔绰，而且眼光毒辣。在层层盯防之下，他仍能买到许多世间孤本，并运回日本。
1944年元月，长泽规矩也重新“出山”，替日本的帝国图书馆主持中国书籍（也就是郑振铎他们在上海抢救的那批古籍）的整理工作，到1944年8月，长泽规矩也等人完成了经部、史部六百四十七种目录，撰写了800多页的经史古籍解题。在没有任何购书信息可参考的情况下，他一眼看出了这批古籍来自海日楼、嘉业堂、群碧楼等中国江南的藏书楼。
经过一年的研究，长泽规矩也发现最具价值的是以抄本为主的明代史籍，他向官方汇报应该大力宣传这些“战利品”，最后举办了文献展和恳谈会，日本学者就着这些中国古籍，畅谈明代史新研究的可能性。可以说，郑振铎所担心的“史在他邦，文归海外”，一部分已经在东京发生了。
上观新闻：一方面，长泽规矩也整理、翻译、介绍来自中国的古籍文献；另一方面，日本战败之后，他极力建议转移隐匿这些古籍，导致部分古籍损毁。如何看待长泽氏这样似乎前后矛盾的行为？
吴真：事实上，郑振铎和长泽规矩也在专业领域曾“惺惺相惜”。二人的研究皆以小说戏曲见长，长泽规矩也不仅对郑振铎的学术研究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还曾邮寄孤本供郑振铎影印出版。
但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在老朋友张凤举面前，长泽规矩也曾经很骄傲地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出了贡献的。
可以说，长泽规矩也是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实，对中国古籍的“占有欲”不只发生在长泽规矩也身上。这背后关涉到那一代日本学者对中华文化、中日关系的认知。当时，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明代之后，中华文化受满清的影响，已然不够“纯正”，这便有了日本学者所谓“华夏衣冠在海外”的观念。因此，当时的许多日本学者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解读中国的传统典籍。然而，从长泽规矩也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占有”并不是源于真正的尊重，而是一种傲慢。
上观新闻：这些书籍最终在漫长的追索下回归中国，如同您在书中提到的，书籍的命运其实系于国运的兴衰。
吴真：其实，书的命运同人的命运一样，在战争中或颠沛流离，或灰飞烟灭，不同的是，人多少还有些求生自救的手段，而书的命运却只能交付在人的手中。
晚清以来，中国古籍东流，一方面是日本的经济实力作为坚实后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守住家业。1907年，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苞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文库一揽子买下，1929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收购浙江东海藏书楼书籍共四万册。
而当国家强大之后，书籍的流向亦相应改变。2013年，北京大学斥资一亿多元人民币购买日本大仓集古馆藏书，首次大规模回购了海外的中国典籍。而所谓的大仓集古馆，正是“知中派”学者长泽规矩也在北京期间所服务的“大仓央行”。通过书籍的命运，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国家的命运。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吴真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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